面对方方,我们这些爷们难道就没一点愧意?

文| 戴建业(华中师大教授)
武汉封城这一个多月来,夜晚上床前,早晨起床后,武汉人第一件大事就是看“方方日记”,既从她那儿了解疫情的变化,也从她那儿感受武汉人的忧戚。
说真的,武汉乃至中国这场旷古未遇的灾祸,好像没有电视报纸的什么事儿,人们也好像完全不知道我们还有电视报纸,大家只顾去搜“方方日记”,既没人去打听电视报纸说了哪些啥,也不在乎这些媒体到底说了哪些啥,至于信不信这些媒体说的哪些啥,那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之外。
很早就听说官方十分重视这场疫情报道,而且派了几百人组成的新闻工作者奔赴疫区。然而,他们全部加起来,还不如一个方方。
今天我从方方日记中,才了解到武汉市民肖贤友因感染肺炎病毒不幸去世,并为我们留下了崇高悲壮的遗嘱:“我的遗体捐国家。我老婆呢?”是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,才使这位高尚的市民过早离世,可他在生命弥留之际,有牵挂而无怨恨,思奉献而不求补偿,肖贤友先生真是有情有义!这是当代一位高尚的男子汉大丈夫,这两句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遗嘱之一。
想不到《长江日报》那位记者,无知粗暴地将遗嘱掐头去尾,单单只说“歪歪扭扭七字遗书让人泪崩”。记者先生还停留在“国事再小也是大事,家事再大也是小事”的认知水平,他根本不知道,遗嘱“我的遗体捐国家”,固然“让人泪崩”,死前还在挂念“我老婆呢”?同样“让人泪崩”,对于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来说,甚至更“让人泪崩”。套用鲁迅先生的诗句来说,“无情未必真豪杰,怜妻如何不丈夫”?有了后一句,肖贤友先生不仅更加血肉丰满,而且更加真实可信。
只要把记者的报道与方方日记对读,方方和那位记者的境界和见识便高下立见,另外,记者尤其缺乏方方的“人情味”。

湖北本地的记者我不敢恭维,也不想多说,从微信上看到,有些外地记者的疫情报道,同样在侮辱人的智商。
古人说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,武汉封城可谓千年罕见,新闻工作者可以全方位地报道武汉,可以赞美那些可歌可泣的医护人员,讴歌那些无私奉献的志愿者,也可以揭露那些渎职自私的官员,可以表现感染者临终的留恋痛苦,可以反映失去亲人家属的沮丧绝望,可以描写早期感染者的求医无门,可以追查开始为何要让医生封嘴,更应该追问由天灾变成人祸的根源,尤其应该对灾难作全方位的深度报道。
老实说,就我所偶尔见到的那些新闻报道,没有一篇能够叫人读下去。
各级各地组织那么庞大的新闻队伍,浪费纳税人那么多钱财,面对单枪匹马的方方,你们难道没有一点愧意吗?
方方是一位老奶奶级的女作家,在这次人人生畏的疫情中,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,蔑视四周的冷嘲热讽,用她朴实而又泼辣的文笔,既不虚美也不隐恶,既不卖弄也不煽情,在这场罕见的灾难面前,写出了武汉人面对生死的豁达坚毅,面对病毒的紧张害怕,写出了武汉人的希望与沮丧,眼泪与欢笑,卑微与尊严。“方方日记”是难得的日记体散文,更是宝贵的武汉封城“信史”。
武汉是我国的文化重镇,这里有许多知名的作家教授,我们这些爷们几乎全都失声,很少人在封城之际留下像方方那样“洛阳纸贵”的东西,也许有人不敢,也许有人不愿,也许有人不能,不管属于哪种情况,面对挥笔上阵且“英勇无畏”的方方,我们这些爷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愧意?
2020年2月23日晚武汉剑桥铭邸枫雅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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